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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孤皇后对隋文帝的私生活也管束极严：“高祖与后相得，誓无异生之子。”[5]隋文帝五个儿子，全是独孤皇后所生，他曾因此自诩：“前世皇王，溺于嬖幸，废立之所由生。朕傍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。岂若前代多诸内宠，孽子忿诤，为亡国之道邪！”[6]不想还是祸起萧墙，骨肉相煎，这父子六人竟无一得终其天年。独孤后煞费苦心处处提防，在私生活上不给隋文帝丝毫自由的政策，并不能在他们的帝王之家维系至亲骨肉间的脉脉温情。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的原因，不能不说独孤后有相当的责任。她对次子杨广的偏爱，影响了夫君，使儿子们心理上失去平衡，从储位之争开始，演出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宫廷惨剧。
独孤后最恨姬妾生孕，杨勇却多内宠，最受宠爱的云昭训和后宫其他姬妾为他生了十个儿子，气得独孤后直骂猪儿狗崽，“有如许豚犬”[9]，而自己亲自选定的太子妃元氏，却被拒于夫妻生活之外，开皇十一年（591）又暴亡，被怀疑是毒死的，“后弥不平”[10]。杨广却“唯共萧妃居处”[11]，他学父母“有子皆不育”[12]。杨广一生仅三个儿子，独孤后生前见到的长子昭、次子暕，都是萧妃所生，“后由是数称广贤”[13]。
隋文帝夫妻比较节俭，“乘舆御物，故弊者随宜补用；自非享宴，所食不过一肉；后宫皆服浣濯之衣”[14]。这里是说，他们平时的衣着也不讲究，因为豪华的涂料印染或手绘的礼服是不能洗涤的。独孤后拒收价值八百万一箧的明珠，和因不事涂抹化妆，宫中竟找不出一两胡粉等故事，当时都传为美谈。杨勇却“文饰蜀铠”，隋文帝很不高兴地训诫他：“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。汝为储后，当以俭约为先，乃能奉承宗庙。”[15]而“晋王来朝，车马侍从，皆为俭素”，人们早就传说，杨广“躬履节俭，有主上之风”[16]。杨坚夫妇偶尔出访，在次子杨广家里看到的，是老丑的佣人，素缣屏帐，乐器的弦也是断的，还满是尘埃，皇帝以为杨广不好声色，对他赞不绝口，“由是爱之特异诸子”。
隋文帝对杨勇本无恶感，自己建隋称帝之初，毫不犹豫地立了世子杨勇为皇太子。“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，时有损益，上皆纳之。”[21]当时准备按检逃户和徙民实边两事，就是采纳杨勇的意见而放弃的。后来他“文饰蜀铠”和令东宫妇人“服兵帜”[22]等一些事，也还说不上多么奢侈荒唐。他的失宠，主要是隋文帝疑心太子不肖，有篡权行迹，“畏其加害，如防大敌”[23]。为此把强健者全部调离，削弱了东宫宿卫。实际似是过虑，证据并不足。杨坚临终前又想恢复杨勇的太子位，就说明当年废他并无实据，要不然议废时李纲也不会冒死为杨勇辩护。
更主要的原因是，当太子杨勇越来越让皇帝失望的时候，晋王杨广却如一颗明星在政坛上冉冉升起，随到之处，建功立业，饮誉朝野。隋文帝是一位有心于国事的“近代之良主”[24]，他自己开创的新国家，已经宏图初展的开皇之治，要成为万代基业，必须把权力移交给一个最有能力的儿子。于是他抛弃了嫡长子继承的陋规，毅然决定行太子废立的大事。依杨广当时的表现来说，隋文帝做这样的决定，是完全正确的。《隋书》说他：“听哲妇之言，惑邪臣之说，溺宠废嫡，托付失所。”[25]并非确论。决定是他本人理智地做出的，当然也是在独孤后推动下做出的，其间杨素一党也起了相当的作用。
宇文述表示愿赴京师见杨约共图废立。宇文述带着杨广的大量金宝入关，用赌博佯输的办法把金宝都给了杨约，然后向杨约说明这是晋王所赐和晋王的用意，于是联络好了杨约。杨素一向与太子不和，为长保荣禄，与晋王一拍即合。独孤后也给杨素送钱，让他活动废立太子之事。杨广还通过段达收买东宫幸臣姬威，让他给杨素提供太子行动的情报。太子知道自己处境岌岌可危，占候也是“皇太子废退之象”，便“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，屋宇卑陋，太子时于中寝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当之”[27]。但大局已定，无可挽回了。
正像唐太宗也是以次子秦王的身份夺宗，取代长兄太子建成，进而掌握皇权的经历一样，他们原来是否有正统的身份，钻营太子位采取什么手段等，都不是我们臧否历史人物的着眼点。坦白地说，如果他们确实比他们做了太子的兄长更有治国才能，那么他们不甘在窝窝囊囊的皇兄治下窝窝囊囊地虚度人生，奋起夺过权力来做一番事业的话，尽管是对不起哥哥，却未必是历史的不幸。既然没有民主制度安排他们走别的路，那么阴谋和政变作为专制政治的伴生物，就是一种历史的出路。我们又何必拘泥于迂腐的正统观念，不看历史运动的实质内容，而仅就夺权的形式做肤浅的批评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