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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裕（787-850），字文饶，河北赞皇人，唐代名相，曾封“卫国公”，后人尊称之为“李卫公”。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斗争激烈，形成“牛李党争”，后来牛党的白敏中得势，李德裕接连被贬。吊诡的是，白敏中得到重用，原出于李德裕的推荐。据陈寅恪先生《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》一文考证，李德裕于大中二年九月，由“潮州司马”再贬“崖州司户参军”，大中三年十二月在海南贬所去世，“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李烨护送北归，葬于洛阳”。（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三联书店版第9-56页）至此，李德裕一族悉归中原，并没有人留在海南。
郭沫若这次度假，东道主是崖县县委，吃人家的嘴短，他要把李德裕贬所确定在崖州，不惜曲解史料。其实唐时三亚一带叫做振州，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，崖州州治在琼山县。近年在琼山发现唐朝宰相韦执谊墓，即可为证。李德裕到崖州不久，曾谒韦执谊墓，并写成《祭韦相执谊文》。以当时的交通条件，李德裕断无可能从三亚长途跋涉到琼山祭韦执谊；他的贬所刚好在琼山，故此谒墓十分方便。李德裕到海南后，据说建了一座“望阙亭”，并赋诗纪之。
在官府压力下，李亚法两次率领子弟到州衙门待选，唐镜沅觉得年纪在20岁以上的“粗俗难化”，年纪小的“父母怯于远离”，也不愿赴广州。唐镜沅退一步说，先到州城“教化数月”，不急于送到省城，也都不愿意。至于李德裕旧物，均已荡然无存，传说中城东的李德裕“望阙亭”也已倾圮，附近的汉人、黎人都说他们这一族是李德裕后裔，唐镜沅也就相信了这种民间说法，或者说在张之洞压力下选择了相信。其实，李德裕当年既然没有到达三亚，所谓“望阙亭”也是附会的产物。
这回，张之洞表示要将两个少年带到湖北，许诺“终身衣食不缺”，将来再带到河北。12月11日，朱采回电称：“奉愿电，已飞饬谢副将，嘱其亲往多港黎峝，妥为劝架，并将宪意宣布，使其勿疑勿畏，一同来鄂，再为资遣，随谢副将赴鄂，费用无多，不敢烦宪心。”电报中的“谢提督”原名谢鸿章，为避李鸿章名讳改名“谢德龙”，是惯于逢迎上司的马屁精。张之洞移任湖北，本来没有安排谢鸿章一起北上，谢鸿章再三恳求，张之洞无奈答应，调他到湖北任职，叫他顺便把“李德裕后裔”也带到湖北。
苏云峰（1933-2008）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崖州人，1950年赴台，后入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，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。在《张之洞与海南建设（1884-1889）》长文中，苏云峰提出，李德裕海南后裔“从黎俗”，“对人类学家而讲，它提供了一个真正‘土著化’的例子。”（苏云峰《海南历史论文集》第115页）苏云峰认为李德裔后人“化黎”给人类学提供了“本土化”例子，是意义不大的判断，因为事实层面是错的，李德裕并无后人留在海南，也就谈不上“化黎”，人类学家即使找到李亚法后人调查，在学术上跟调查其他黎人是一样的，缺乏特殊意义。
人类学家单正平将张之洞安排李德裕后裔重归中原的计划称为“张之洞陷阱”。单正平指出：张之洞本人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他是在做有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事（为古今忠臣劝）。他大概不会考虑李亚法及其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身居高位的两广总督、大学者，对蛮荒之地的草民百姓，难有真正“同情之了解”。海南地方政府为了改善黎族的生活和生产条件，曾经在五十年代、七十年代两次把深山老林的黎族移民到靠近海边的平原地区。但没多久，这些人不能习惯滨海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又自发回到了山里老家。从张之洞“拯救”李德裕后裔的举动开始，各种精英先进，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，过上好日子，喜欢采取移民的方式来达成现代化。但效果常常不如人意，尤其不为被移民者所接受。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，不妨称之为“张之洞陷阱”。（单正平：《“张之洞陷阱”及相关问题》，载《读书》2018年第11期）
张之洞之所以曾经有那么高的兴致，笔者猜测，跟他的“名臣意识”直接相关。张之洞报负很大，不仅要建功立业，还想留下“化民成俗”的佳话，追上甚至超越历史上的名臣。他把叶名琛所建小蓬仙馆改为“七公祠”，祭祀陶侃、王阳明、林则徐等历代入粤高官，将他这种抱负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。他去世后，“七公祠”增加了张之洞的木主，改名为“八公祠”，也表明后来的两广总督十分了解他的抱负，了却他的心愿。张之洞最终得偿所愿，现今社会上仍有人记得他，以“名臣”载入史册。“名臣”是需要“佳话”的，可惜的是李亚六、李亚洪不愿意配合。张之洞努力寻找李德裕海南“后裔”，还隐藏着借此表彰同乡的目的。李德裕祖籍赞皇，与张之洞同属直隶（河北）。
